符号互动论

符号互动论又称象征互动论或形象互动论，指社会学及社会心理学中的一个理论派别。特别强调人类在符号层次（包括语言及其他符号姿势）的互动过程，认为语言在人类心智、自我及社会的形成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并主张人类只有透过个人与社会间的符号互动才能成为完全的个人。
符号互动论提供了与传统不同的关于个人与社会互动及社会结构的看法。其基本假定包括：(1)在社会情境与社会意义的建构上，人应该是具主动性的行动者。亦即人类对于事物所采取的行动是以这些事物对人的意义为基础。(2)社会互动应该是由个人追求目标之行动所交织而成的动态过程。(3)社会结构应该是动态的，而且在不断改变。归纳而言，当代的符号互动论包括几个基本理论原则：(1)人类与其他动物不同之处，在于其有思考的能力。(2)人类思考的能力系来自于社会互动(social interaction)的塑造。(3)在社会互动中，人类可以习得意义与各种象征符号，使其得以运用于独特的思考能力上。(4)这些意义与象征符号可使人类作进一步的行动及互动。(5)在行动与互动的过程中，人们也可以以其对社会情境的诠释为基础，而修正或改变其意义与象征符号的内涵。(6)人类之所以能作上述意义及象征符号的修正，部分系由于人们也具有与自我互动的能力，这种能力可以使他们检验可能的行动过程，并评估其相对的利弊得失，然后再加以选择。(7)经过前述的行动与互动模式，构成了团体与社会。(8)在方法论方面，符号互动论倾向于自然主义、描述与诠释性的方法论，主张运用参与观察、生活史研究(life history study)、人种志等方法，强调对于真实社会情境的动态研究过程，反对仅透过实验或调查设计所构成的人造情境。
在历史发展方面，符号互动论取向的社会分析，主要源于一九三○年代时的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当时一批社会学者与心理学者包括米德(G.H. Mead, 1863～1931)、顾里(Ch. Cooley, 1864～1929)、汤玛斯(W. Thomas, 1863～1947)、派克(R. Park, 1864～1944)等人开始由「互动」的观点研究社会行为，由于符号互动论早期代表人物多出于芝加哥大学，因此有时亦称为芝加哥社会心理学派(Chicago School of Social Psychology)。经过一九三○与一九四○年代，主张互动论的学者逐渐散布于北美各地大学，同时亦将互动论传播开来。而最早使用「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者则是美国社会学家布鲁默(H. Blumer)，布氏在一九三七年于一篇名为〔社会心理学〕(Social Psychology)的文章中正式以此名称称上述学者的社会学及社会心理学学说。从时间顺序上看，米德等人算是第一代的符号互动论者，布鲁默与休斯(E. Hughes)可说是第二代，至于第三、四代的互动论学者则有高夫曼(E. Goffman)、贝克尔(H. Becker)、史特劳斯(A. Strauss)与弗里德森(E. Freidson)等人。
在前述的代表人物中，米德、布鲁默及高夫曼等人尤为重要，米德是符号互动论中心理论的创始者；布鲁默则提出了「符号互动论」的名称，是该派理论中承先启后的关键人物；高夫曼则是当代最着名的符号互动论者。米德融会了实用主义与行为主义的思想，但更强调人类的心智能力及语言的重要性，认为自我与社会无法分开，因此个人的经验必须从社会的观点来理解，而社会则是由持续的沟通、互动过程形成的，人的姿势、语言、文字都直接间接地影响社会的结构。而布鲁默则指出「符号互动」代表人类互动过程中最显着特殊的特质，人们在互动过程中并非完全依赖彼此行动而反应，而是依赖对彼此行动之定义的了解而反应。因此，社会学的新理论应该强调体会的经验而非科学客观的验证。至于高夫曼则专注于所谓的戏剧分析(dramaturgy)，认为社会生活只是一系列类似舞台演出的戏剧表演，从而将社会生活基本分析单位由个人转移至小队(team)中，着重探讨社会生活中的小规模结构层次。
除了社会心理学与社会学的脉络外，符号互动论也受当代哲学思潮的影响，与美国的实用主义(pragmatism)及欧陆的现象学(phenomenology)有密切关系。而其基本观点又一方面与逻辑实征论(logical positivism)、结构功能论(structural functionalism)、文化或生物决定论、行为主义(behaviorism)、交换理论(exchange theory)等相左，另方面则与心理分析(psychoanalysis)、现象学社会学、俗民志方法论(ethnomethodology)、角色理论(role theory)、戏剧理论、人文主义(humanism)及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心理学等观念间有兼容性。
符号互动论从兴起之后，也引发了不少批评，这些批评约可分为几方面：(1)符号互动论者所使用的一些重要概念往往是模糊不清的，如米德所用的心灵(mind)、自我(self)、主我(I)、客我(me)等观念往往有混淆矛盾之处。(2)符号互动论的主流学者似乎太急于放弃传统社会学中的科学技术，其实科学与符号互动论所重视的主观因素并非绝对不能兼容。(3)符号互动论太过强调自我意识，但却忽略潜意识与情绪在互动过程中的影响力。(4)符号互动论太过强调连续性的行动结果，使其理论架构失之片断零碎，缺乏完整的理论系统。(5)符号互动论过度强调主观因素，漠视大规模社会结构对于互动过程的影响，且缺乏研究大型社会体系的能力。(6)符号互动论有时将社会组织描绘的太过戏剧化，不符实际；而其研究成果也常易受到研究者之偏见影响，缺少客观性。虽然在非符号互动论者眼中，符号互动论有上述的缺失，不过仍是当代颇为重要的一支社会学理论，而且许多学者也开始运用符号互动论的观点于许多社会问题的研究上，如精神疾病、集体行为、儿童社会化、死亡与挣扎、社会脱序、老年、疾病、艺术社会学及教育社会学等。教育社会学中的符号互动论取向，着重微观研究，强调「情境定义」(definition of the situation)，并认为在研究教室中师生的互动过程时，研究者必须重视教师与学生基于其各自的生活背景与文化因素下，对于教室情境所作的界定及形成的态度，并且了解他们如何形成其态度来作出进一步的互动，因此研究者必须实际参与行为，作长期的观察，如此才能正确地解释社会行为。